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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书摘|科举时代的“差生”都去哪儿了?在古代,科举考试是平民阶层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,但成功者永远是极少数。当我们今天翻开史书,看到的多是状元、进士的风光故事,却很少看到那些考不上的人后来怎么样了。当主流的成功之路走不通时,人们如何维持生计和尊严?那些考不上的读书人,最终都去了哪里?他们找到了怎样的出路?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研究员陆蓓容在新书《我在古代当考生》中,以明清的基本情况为背景,描绘了困在科举制度里的众生相。
差生到底都去了哪儿?失败者的心声其实也沉淀在历史的海洋中,只是比成功者的更隐蔽,也更零散。到了进士也要讲名次的时代,大家都难,而平民比士绅更难。乾隆五十一年(1786),杭州黄家有一个小孩,爱学习,肯努力,在府试中位居前列,眼见得就能考上秀才,却又落了空。有位何琪老先生写信给他叔叔说:孩子虽然志气可嘉,但是现在谋生为要,没必要把秀才的头巾当作人生追求。而且这顶头巾什么都证明不了,并不完全与你个人的能力相关。
有些人自己上了岸,转头对别人说岸上也不好走。何先生并非如此,他就没有参加考试,甚至受到荐举都决定放弃,终身布衣。但他能写诗,书法不坏,和金石篆刻家玩得很好,在当时的杭州城里,像这样受过良好教育,却没能在科举道路上通关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为数相当不少。城里人连块田地都没有,从正经史料上看,简直难以想象他们怎样谋生。有些人似乎天天赏花饮酒,泛舟西湖,很少叹老伤贫,也没有怀才不遇的庸劣感慨,令人怀疑他们是否家境优渥,有房有钱,一看成功无望,就及时放过自己,与这个世界和解了。但是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条件。他们得另外找方法,把漫长的一辈子混完。那究竟能干点什么呢?
一种循环是,当你拥有了秀才的资格,就去“菜场小学”里教新的小朋友考秀才。教育系统的自体循环简直像一个永远重复的关卡游戏。如果学问好一点,你还可以到官僚的幕府中去帮忙编书、校书、代笔写书,赚取薪水,但这需要积累一定的名声。否则,张三识字,李四也识字,凭什么请你不请他?
仍是乾嘉年间,扬州有一位饱学青年汪中先生,他家境极为贫寒,早年丧父,家中只有母亲与姐妹,住的房子连板壁都不完整。即便如此,他还是不到二十岁就成了秀才,以擅长骈文知名一时,但考不中乡试,家累又重,只好开始了颠沛的打工生涯,先后为太平知府、安徽学政、宁绍台道做幕僚。大家为了给他谋求一个职位,都伸出过援手,写过推荐信。到了乾隆四十二年(1777),他正在南京打工,江苏学政谢墉又将他荐为拔贡,从此解决了出身问题。可是汪先生的条件和境遇让他势难向上发展,仍旧为官僚和豪家服务,弄笔为生。
艰辛的童年与青年岁月深深影响了汪中的性情。探讨清代中期上升困难的读书人心态史,很难绕开他在南京写作的《经旧苑吊马守真文》。清代学人游幕是突出的文化现象,境由心造,欣于所遇者也不在少数。可是,对敏感多情而自尊心高的个体而言,看人眼色的痛苦实在太过于强烈了。
更多的读书人连秀才都没有考上,无从获取被人注意的机会。入幕、教馆这样听来辛苦委屈的职业赛道,甚至很难对他们开放。当我们问考不上秀才还能干什么,就会面临这样的困境,严肃史料很难提供完整而有效的答案,只能借助一些没有作者的集体创作来进行想象。
社会观念制造出了“三教九流”这样粗糙的分类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“九流”被戏曲小说家们演绎出了一丝贬义。究竟怎么排,各家版本不一,但差异并不很大。一种口诀说:“一流举子二流医,三流堪舆四流推。五流丹青六流相,七僧八道九琴棋。”从读书人往下数,世上还有中医、风水师、画家、算命先生、宗教从业者、演艺家等工种。这些人都得具备一定文化知识和读写能力,可以看作“举子”队伍里的外溢人员。于是,这个清单也就能够说明“读不出书还能干什么”。
其实,令人唏嘘的历史现实还在后头:一方面,考试失败让你注定与“上层”无缘;另一方面,隐约被贬低着的九流之中,也出现了人们事实上能够接受的好工作。以我最熟悉的绘画行业而言,早期它曾是工匠的事业,倍遭歧视。到了明清,随着某些固定风格占据审美价值高地,文人卖画变得不再可耻。而且,社会稳定的时代,上升的几率固然变得稳定,世人对书画作品的需求倒也同样能保持稳定。如果在地方上画出成绩,日子更加好过,不用像秀才朋友们那样,要么在“菜场小学”里生熊孩子的气,要么在各大城市间飘荡,每隔几年换一个阔东家,写一本新书。
当卖艺成为稳定的生计模式,事业有成的画家会放弃出仕,失去官职的文人也会改业绘画。掰手指数一数,扬州八怪里就有不少例子。事业无成的画家怎么办呢?在过去,那就是倒卖文物古董、造古人的假、代今人的笔,多管齐下。你觉得这一切真是不上台面,怪不得遭人白眼,其实倒也不至于:从前,人们对艺术市场的道德尺度并不严格。
乾嘉年间,低层官员能够接受儿子学画画。平阳教谕卢镐对他的兄弟说,这毕竟不是坏事,总胜于游手好闲。但是必须读点书,将来好画那种符合文人趣味、“占据审美价值高地”的作品。高级官员竟然也能接受儿子学画画。伊秉绶进士出身,官至扬州知府。他曾给同乡好友吴贤湘写信,谈起儿子伊念曾,言道:这家伙要是再在家里混下去,眼看就是个写字画画的技师。希望你教他学点诗词文章,以后能为读书人的圈子服务,和他们交往,博一个士人身份。这两位爹都在为功名无望的孩子操心。原来,拼学业的道路一旦不通,做个有文化的画家,也早是家长们半推半就的选择。
吴兰修(1789—1839)是一位著名的粤籍学者,嘉庆十三年(1808)中举。嘉庆二十三年(1818),阮元莅任两广总督后,启动了《广东通志》的修纂工作,他受邀参与其中。当年冬日,他曾有一封信件寄给朋友。信上说:听说您今年乡试失败,深感遗憾。不知地方官员换届以后,如今您又在哪一家门下谋食?我去年从都城回乡,只谋到一个教官之职,并多添了个儿子,算是好消息。今年阮大人请我参与纂修方志,这是个耗时三年的大工程,最近两期进士都无法赴考,不过我也决定不再考了。书稿编完不久,大约可以轮到实缺,在地方上做个清贫简朴的教官,种种花,作作词曲,足以了此一生,不必千里跋涉,再赴都城。
人生的境遇都是此一时,彼一时,许多下过决心的人,最后都因为种种原因,不得不食言再赴春闱。吴兰修倒是真的没再北上。道光二年(1822),志书告竣,他就去信宜县做了教谕。道光六年(1826),他在广州负责学海堂与粤秀书院两家官办学校。以今天的模式类比,粤秀书院像一所重点中学,教授八股文、试帖诗等纯粹的考试科目,培养士子;而学海堂的教学设计走体制外路线,从经史文本出发,研究经典文献的本意,兼设专科,培养专门人才。看到这儿,我们忽然惊觉:原来古人也知道科举制度的不足之处,知道考试科目行之既久,早已完全程式化了,既不足以应付真实的社会需求,也无法催生真正的专精学问。以至于清中后期的有识之士,要从地方学校开始,重做教育界的“顶层设计”。
晚清举人沈树镛(1832—1873)官至内阁中书,自然在北京生活过。有一年,他在琉璃厂古玩店买到了顺治九年(1652)与十三年(1656)的进士题名录。这是一份宝贵的史料,曾为法式善旧藏,有洪亮吉、伊秉绶、翁方纲、阮元、王芑孙等乾嘉名人题跋。购得之后,有位官员前来求观,从早到午细细看了一遍,发表感言:这四百多位进士,除了几个人至今闻名,其余全部湮没在历史之中。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功绩建树,只是当年侥幸考得好而已。确实。徐葆光后来成名,也是因为当上了出使琉球的外交官,留下了重要的闻见实录。与他同科的状元、榜眼,如今已寥落无闻。
该做的事、能做的事与想做的事之间,往往不能重合,就看你如何取舍。卢镐致信宁波名士范永祺,安慰他考进士失败,说的是:你已经享受了书画清福,这才是流芳百世的事情。考试成败,只是“得失”,不必太放在心上。顾广圻考取秀才后就不再远征,沉迷研究宋元旧版书籍,成为中国文献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。他与黄丕烈曾是很好的朋友,一次读到宋版《六臣注文选》,欣喜无量,写信对黄先生抒发感想说:要是能衣食无忧,安安心心地校对几本古书,给后人留下善本该多好?如果真能这样的话,世上其他的一切都像浮云一样,对我毫不重要了。
乾隆三十八年(1773),纪昀(1724—1805)以进士递升翰林院侍读,任四库全书总纂官。在这之后不久,他写了一封信给进士同年钱大昕,报告说:各地献书已送到馆,每天上班只觉得时间不够用。累得要命,但是也快乐得无与伦比。因为,在这份工作中,我看到了海量的过去没见过的书!从这一本里抄出一篇,就能把那一本补全;拿两个版本互校一下,能发现不少出入。这几天,我亲力亲为地搬书,胳膊都抬不起来了。知道你也爱书,非常渴望见面详谈,但是没有机会,只能先给你写个便简解解馋。
此时钱大昕也在北京朝廷工作,任詹事府少詹事,不久就外放广东学政,其间遭逢父丧,回家守孝,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做官。他退休回乡时还不满五十岁,壮年以后主讲于钟山、娄东、书院,直至逝世。而年长他四岁的纪昀一直留在北京中枢,后来官至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,卒于任上。
他们因科举制度而相遇,因不同的人生选择而南北两隔,后来,又因为科举制度,有了奇妙的交集。还记得那位感慨“无途不挤”,劝友人家考生好好练字的嘉庆七年(1802)进士顾莼么?他出身苏州吴县,曾就学于书院,受业于钱大昕门下。而嘉庆七年会试,纪昀为正考官,成了顾莼的座师。
顾莼考上进士以后,去拜访过纪老师。纪昀听说顾莼曾受教于钱大昕,非常关切,感慨道:我俩当年同科出身,趣味相投,曾经以努力治学互相勉励。我广览博收,不主一家,你钱老师重在专精融汇,又早早辞官回乡,有时间做自己的事,终于成了一代硕学。从前,清初的一代学者里,朱彝尊广博胜于顾炎武。可是今天看来,谁更优长还不好说呢!你如果有志于学问,应当参考我们俩的人生路径,早早作出选择。
这些话都出自顾莼在纪昀尺牍后边留下的题跋。今人也许很难想象,一位很快就要担任礼部尚书的高官,面对自己座下新考出来的进士,首先想到的是学问。自己公务缠身,能博而不能精,前同事恬退处素,倒有精力钻研困难的问题。细味此语,纪大人对钱先生仿佛隐隐有一丝艳羡。当着顾莼这样的后起之秀,他还负起一点儿身教的责任,鼓励下一代人尽早选择适合自己的修学之路。至于当官,也许他们谈了,只是史料未载;也许按照当时的观念,这种命运主宰的事,尽心则已,不必多谈。
纪昀、钱大昕和顾莼的故事,让人觉得应当审视自己的境遇,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许多差生确实已放弃进学,走上了其他的道路,饱尝辛苦。在看不见希望的时候,不该苛责他们付出带血带泪的勤奋。其实,好学生赢到最后,也会发现已经没东西可赢,而且赢不能换来内心的充盈,反倒一不小心就会跌进空虚。
假如你是一个考生,迟早有一天,你会不再是一个考生。真正可爱的,到底是那些把它当成一项事务担荷过去,保持清醒,不自迷狂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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